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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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3
ISBN:9787208091702
作者:邓正来 编
页数:196页

章节摘录

  的确,这类简单的情形存在于人们所认为的下述情形之中:所有的“平等公民”(不论他们个人的品味或欲求有多么不同)——只要他们是理性的——都会在自由权项发生冲突的时候偏好一种选择。但我不明白,有关有代表性的平等公民的理性偏好的观念是如何能够在理性人对那些彼此冲突的自由权项的价值问题发生分歧的情况下,以及在根本不存在理性人会偏好的显而易见的最差中的最好情形的情况下有助于解决冲突问题的。确实,在这类冲突必须加以解决的四阶段序列的诸阶段中,也根本不存在一种可以阻止那些必须做出决策的人去了解各部分人倾向于何种选择的无知之幕。但是我认为,罗尔斯不会把这种了解视为是与那些关于有代表性的平等公民偏好什么才是理性的论点相关的,因为只有在我们认为这个有代表性的公民以某种方式(也许是以其彼此冲突的欲求所具有的相对力度或强度)反映了人群中不同偏好之分布的时候,这种了解才是相关的。然而,这实质上相当于一种功利主义的标准,而且我可以肯定,这种标准与罗尔斯的思想相去甚远。我在这里要强调指出,我并不是在抱怨罗尔斯对“有代表性的平等公民的理性偏好”的诉求未能提供一个在所有情形中都可以给出确定答案的决策程序。毋宁说,我不理解,除了在一些非常简单的情形中,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论据来证明这种代表的理性偏好是什么,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它会产生“一种更大的自由”。  当然,罗尔斯可以这么说(而他实际上也是这么说的),关于代表理性偏好的论据通常会得到平等的权衡,而且在这样的情形中,正义将是不确定的。但是我认为,罗尔斯的意思不可能是:只要不同的人对选择做出不同的评价,正义就是不确定的。实际上,罗尔斯相当清楚,虽说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评价,但是正义确实要求:必须为个人自由提供某些宪法性保护,尽管这些保护会限制参政的自由;他在这里考虑过的唯一的不确定性乃是关于宪法性保护的特定形式的,因为这种宪法性保护乃是从正义诸原则所容许的各种选项中选出来的。

前言

  《复旦政治哲学评论》,顾名思义,是一套以政治哲学为主题的专业性辑刊。我们创办这份辑刊,不仅是要引领中国政治学研究从此前的“政治科学”取向向“政治哲学”转变,更是旨在以政治哲学思维为基点为我所谓的“理想图景时代”中国政治秩序的建构和世界秩序的重构提供理论资源。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我们不仅超越了邓小平所说的“赶快补课”的阶段,而且还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并开始以村治等领域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初步发出了我们的声音。但从根本上讲,中国政治学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个在我看来亟需解决的倾向问题,即我所谓的“重技术、轻理论,重政治科学、轻政治哲学”的问题。这突出表现在:尽管我们拥有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等数个政治学二级学科,但即使是最具理论性的“政治学理论”学科也多是以政党制度、政府治理、基层民主等较浅层次的理论问题为研究取向的,完全欠缺对政治秩序正当性的根本哲学思考,即政治哲学思考。在我看来,尽管我们不能否认此类研究的基本价值,但从我所谓的“理想图景时代”中国政治学所应担当的时代使命来看,我们还必须实现一种根本取向的转变,即从政治科学到政治哲学的转变。  在其他场合,我经由长期研究已经指出:当下中国和中国社会科学正处于一个新的时代,即“理想图景时代”。我的这一主张是基于我对全球化的性质、全球化时代世界结构的性质以及中国在当下世界结构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等问题的深入思考而形成的。

作者简介

《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第1辑)(2010年第1卷)》是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共同创办的中国第一个“政治哲学”博士点为学科依托,创办的中国第一本政治哲学专业性学术读物。以“根据中国、学术为本”为学术理念,坚持纯粹的学术原则,倡导以当下中国政治秩序建构之正当性为出发点,以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待中西各种政治哲学理论资源,力争引导中国学人建构起基于中国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并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中国政治哲学学派;以“扎根复旦、辐射全国、走向世界”为办刊思路,将其办成集中展现包括复旦师生在内的汉语学人政治哲学研究优秀成果、网络汉语世界政治哲学研究中坚力量,并向世界展现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优秀成果的一个学术平台。《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第1辑)(2010年第1卷)》为第一期,集中刊发了几篇研究罗尔斯思想的论文和译文,以及其他相关学术论文。

书籍目录

从政治科学到政治哲学:“理想图景时代”政治学研究的转向——复旦政治哲学评论序言
主要题研讨:罗尔斯政治哲学
罗尔斯论自由及其优先性
罗尔斯与自由的优先性
一个精致的正义论体系——《正义论》修订版译者前言
学术专论
多元论与美好生活:试探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两项误解
正当为何必要?——论正当防止不可接受之恶的功能
西耶斯的制宪权概念:一个政治理论的分析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基础评析
现实主义、价值认同与理性的力量——从“米洛斯对话”谈起
书评思考
施米特的实证主义——考析《政治的概念》的方法论进路
同意:从契约论到商谈论——简析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的合法化论说
康德法律哲学的两种阐释路向:起源与基础——杰里米·墨菲《康德:权利哲学》中译本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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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本辑有两篇文章试图挑战正当优先于善这一重要论题。其一是H.L.A.哈特的《罗尔斯论自由及其优先性》(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2066296/),其二是刘清平的《正当为何必要?——论正义防止不可接受之恶的功能》。我相信它们都是彻头彻尾地错误的。一哈特着力考察罗尔斯的“只有为了自由本身(或者说‘更大的自由’)才能够限制自由”这一观念。如果这个“最大自由标准”是正确的,那么自由与权利秩序将可以在不依赖任何善观念的情况下自我奠基;换言之,正当优先于善将是不言而喻的。西季威克对这一自由标准的批评是,权利就意味着别人的义务,因此,一个人自由的增加必定伴随着他人自由的减少。这一困难可以通过附加一个平等自由的条件加以解决,具体而言,我们可以说,由于每个人所拥有的自由是相等的,因此并不存在此消彼长这种情况。但奇怪的是,或许是为了规避该批评,罗尔斯挑选出了一些“基本自由”,他强调说,基本自由即是对发展和运用人之道德能力而言最为重要的自由;只有这些自由才适用于最大自由标准。可能罗尔斯所要表达的是:基本自由是如此地基本,以至于我们无论如何都要保障它们;因此,不允许在这一范畴上考虑此消彼长的可能性。如果这就是罗尔斯用以回应西季威克的理由,那么它就是多余的。权利与义务消长的事态,当且仅当我们以某个特定个人的视角去看待它时,才能够对最大自由标准构成威胁。在平等自由的原则下,除非权利的变更(转让)是完全的自愿行为,否则消长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当然,也无需用基本自由概念去保证这一点。无论如何,我认为,区分基本自由与其他自由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如果自由体系总是依赖于对特定自由的价值判断,那么正当优先于善就至多是一个实践命题。当然,哈特所质疑的并不是“基本自由”这一概念本身,而是指出,基本自由清单的具体内容存在不明确之处,即使对于这些被挑选的自由,最大自由标准也并不是一个适当的限制条件。于是,实际上存在两个论题:一是“基本自由”的合理性,二是最大自由标准的合理性。这里的重点是后者。哈特分析了罗尔斯关于辩论的例子。他指出,一群参与辩论比赛的人之所以选择遵守规则而不是任意发言,并不是像罗尔斯说的那样:他们是为了“更大的”自由而限制自由,而只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辩论秩序比任意发言更有价值。因此,不存在作为一个单独标准的“更大的”自由这回事,如果我们不借助于一个关于自由的价值标准,自由的冲突就不可能得到解决。看起来,这一批评对正当优先于善的论题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如果它是成立的,那么即使在实践之中,正义也并不优先于善。但是,让我们仔细勘察这个批评:遵守规则与任意发言的冲突似乎仅仅是关于一个群体应该做什么的冲突,而不是自由或权利的冲突。这群人的确认为辩论秩序比任意发言有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也同样认为辩论的自由比任意发言的自由更有价值。很明显,这样一个至为常见的情形并不是自由/权利冲突的事例,如果我们将群体简化为个人的话,那么这种情形就类似于个人考虑下一步是喝咖啡还是看电影的思考过程。我们当然不能说,这种思考过程体现了喝咖啡的自由与看电影的自由的冲突。因此,善观念的冲突当然不意味着自由的冲突;进而,如果将我们的权利制度正确地理解为自我所有权的推衍结果,那么我也看不出诸自由之间为什么会产生冲突。正义优先于善的命题没有丝毫动摇。二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尝试分析正当性的本质。问题起源于此处:既然善恶,或者说好坏标准对于人的选择行为看起来已经是足够的,那么正当性,或者说对错标准还有什么作用?其作用就在于,当我们面临善与恶的“悖论性联结”时,正当性就必须出场。所谓“悖论性联结”,即是当追求一种善时其他善的失却而造成的恶必然在场的情况,譬如,对美色之善的追求必定附带着败德之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联结不同于善恶此消彼长的常见情形,更不属于可以取舍的善恶关系。悖论性联结源于诸善冲突的人类根本处境:在这一处境中,对某种特定善的选择同时也意味着对一部分善的放弃,而这种放弃——这部分善的退场——就等同于接受了与之对应的恶。由此,善与恶就有了共生共存,唇齿相依的联系。作者指出,单凭善恶标准无助于解决这一悖论,只有引入正当性,才能确定这种联结的后果能否为我们接受。更进一步,作者尝试将“不正当”定义为“不可接受的恶”,这种恶是如此地严重,以至于任何善都无法与之抵消。显然,如果败德不仅是恶的,而且是不正当的,那么无论美色之善如何重要,都不能为我们所认肯。这里出现了一个疑难。善与恶的必然联结意味着,当我们试图选择某种善时,就必须接受附加其上的恶。我们不是在善与恶间做抉择,而是要考虑善的正面效果能否胜过恶的负面效果。问题是,为什么说这种考虑依赖于正当性标准呢?很有可能,我最终放弃美色之善只是因为败德之恶的后果更为严重。我们恐怕不能说,只有将败德之恶视为不可接受的,美色之善才不能被选择。实际上,不可接受的不是恶,而是善与恶两相比较后的结果——如果这一结果是负面的话。吸烟这一行为可以使我的精神振奋,但同时也会伤害到身体。如果我认为前者之利胜过了后者之害,那么我就会实施这一行为;反之,我就不会这么做。在这一常见过程中,没有任何步骤与正当性概念相关。作者在此试图让我们相信,只有将某种恶归为不可接受的,才能解决悖论性联结的问题,但这一点既缺乏足够的论证,也不符合我们的经验。违反正当标准的结果是一种不可接受的恶,这意味着正当性归根到底是一种首要的、权重极大的善/恶观念。但这是错误的。假设一个不可治愈的重症病人正在承受巨大的痛苦,那么我们难免会考虑停止对他生命的维持。这样做或许是善的,或许不是,无论如何,它并不属于不可接受的恶;但它是错误的,因为病人自己并没有表达这种意愿。因此,在很多情况下,那些不正当的行为看起来并不是道德上首要的、权重极大的恶。反过来,严重的恶行也不意味着那是不正当的:譬如,很多人或许会认为吸毒是一种严重的恶,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说一个人没有吸毒的权利。事实上,如果作者坚持将恶与不正当联系起来,就必须解释与其论断与我们的道德直觉的矛盾。对于一个特定的行为,总有两个层次的理由:善观念层面的与正当性层面的。一个行为可以被我们支持或反对,也可以被允许或禁止。这两个范畴是系统地不相关的:不经病人同意的安乐死措施可以在得到广泛的赞同的同时又不被允许。对于一种公共的道德观念来说,侵犯他人的行为的确有可能是善的,甚至,对于被侵犯者本人来说也是如此;但无论如何,只要这一行为没有得到他的允许,就必须被禁止。这一点恰恰符合我们的道德直觉。由此,正当优先于善的原则正可以这样表述:当且仅当一个行为被允许时,它才有可能实际地发生。正当性的理由在逻辑与时序上都优先于善观念的理由。违反正当性所带来的后果不是恶,而是错误。作者在此有窃取论题的嫌疑:先行规定行为的理由只是一元的善恶,继而认为正当无非也是一种具有核心地位的善,最后得出了正当并不优先于善的结论。而真实情况是,正当性规定了行为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之内所出现的只可能是低阶的冲突——如辩论与任意发言的冲突,与正当性无关;只有当行为试图突破这一空间的边界时,所出现的冲突才属于需要正当标准去解决的高阶冲突。在不依赖任何善恶标准的前提下规定行为的空间是可能的,它即是保障人之自由意志的最低标准,尽管我们无法明确地、一劳永逸地列出它的具体内容。我们从康德那里得到的教益是:自由即是选择行为本身——当作为自律行动者的个人开始选择时,就已经拥有了自由,而特定的善观念仅仅是选择的结果。因此,正当性作为先验概念先天地优先于善观念,这一命题依然没有动摇。

精彩短评 (总计5条)

  •     吴冠军对施米特的批评,可以用十三个字概括:实证研究得不出规范性结论。但是,这种方法论上的批评击中了全权国家的命门吗?驳斥了敌我逻辑的可能性吗?都没有。关键的事实是,没有人会真的把全权国家视为一种理想。任何智识健全的人,都只会将敌我话语视为对自己所服膺的政治理想的重大威胁。重要的是,如何用一种规范秩序的设想回应施米特反规范反秩序的设想,具体而言,用普遍的规则驯服例外事态。我相信这种正面回应才是对施米特式理论的有效打击。
  •     H.L.A.哈特 、何怀宏 、包利民、钱永祥、吴冠军 、姚大志
  •     感谢松鼠赠书,好看。罗尔斯专题虽然浅显但都是力作。
  •     力推钱永祥《多元论与善好生活:试探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两项误解》一文
  •     说是“根据中国,学术为本”,却从头到尾都是在西方语境中找中国。另外它的序言很值得一读,看看从事这些事情的教授们抱的心态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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