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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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1-1
ISBN:9787301148426
作者:欧阳哲生
页数:395页

章节摘录

  八、中央研究院的“阁魁”  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初,丁文江与之并无直接的关系。不过,中研院有一批他熟识的朋友,如蔡元培、李四光、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竺可桢等,他与这些人均有良好的私人关系。据李济回忆说:“那时他与中央研究院没有什么正式关系,但他对于这一研究机关,却寄予极大的同情并予以极大的注意;虽说是他最感关切的工作属于在南京成立的地质研究所,但历史语言研究所近在北平,而主持史语所工作的傅孟真先生与他在北平一见如故(他与傅孟真缔交,是中国近代学术上一段佳话),所以他能对史语所的工作计划帮助的机会还多些。据我所经验的以及所知道的,他的影响,并不以工作的设计方面为限;连人事方面,孟真都常向他请教,并听他的劝告。”①中研院是最高学术机关,对人员的聘用在学术上要求极严,政治上虽无明文规定,但在建立之初,实际上也回避使用曾与北洋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人士,这对丁文江自然也可能构成一道障碍。据朱家骅回忆,在此之前,当朱家骅主长中山大学时,很想请丁文江担任该校理学院院长,“但是当时各方空气对他非常恶劣,甚至以后成为他知交的人,也极力反对,所以没有实现”。②  丁文江应蔡元培之约请,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这是他与中研院发生正式关系的开始,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站。

作者简介

《科学与政治:丁文江研究》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围绕科学与政治两大主题,以翔实的史料和深入的解读,对丁文江成为一个高级学者的知识背景、他对中国近代地质事业的贡献、他在地理学、古生物学、古代科技文献整理、人类学、历史学方面的工作成就、他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收获、他介入国内政治生活、他的“苏俄经验”、他的军事才能、他与“中央研究院”的关系、他的人际交往以及丁丈江文献整理诸方面做了全面评价。第二部分是“丁文江先生年谱”,征引丰富的史料对谱主一生的事迹系年编辑、考证,彰显谱主多彩多姿的人生轨迹。
丁文江(1887~1936年)是中国近代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为中国地质研究和调查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涉及的领域较广,在古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历史学、少数民族语言文献整理和中国古代科技文献整理等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民主与独裁”论战中,他亦是具有影响力的重要思想家。

书籍目录

丁文江的一生及其评价  一、一个高级学者的知识准备  二、中国近代地质事业的开拓者  三、其他领域的学术成就  四、“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收获  五、介入国内政治生活  六、“苏俄经验”与思想调整  七、未尽的军事才能  八、中央研究院的“阁魁”  九、人际交往与友情天地  十、丁文江文献整理丁文江先生年谱  1887年(光绪十三年丁亥)  一岁  1892年(光绪十八年壬辰)  五岁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九岁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十一岁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十三岁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十四岁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十五岁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十六岁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十七岁  1904年(光绪三十年甲辰)  十八岁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十九岁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二十岁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二十一岁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二十二岁  1909年(宣统元年己酉)  二十三岁  1910年(宣统二年庚戌)  二十四岁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  二十五岁  1912年(民国元年壬子)  二十六岁  1913年(民国二年癸丑)  二十七岁  1914年(民国三年甲寅)  二十八岁  1915年(民国四年乙卯)  二十九岁  1916年(民国五年丙辰)  三十岁  1917年(民国六年丁巳)  三十一岁  1918年(民国七年戊午)  三十二岁  1919年(民国八年己未)  三十三岁  1920年(民国九年庚申)  三十四岁  1921年(民国十年辛酉)  三十五岁  1922年(民国十一年壬戌)  三十六岁  1923年(民国十二年癸亥)  三十七岁  1924年(民国十三年甲子)  三十八岁  1925年(民国十四年乙丑)  三十九岁  1926年(民国十五年丙寅)  四十岁  1927年(民国十六年丁卯)  四十一岁  1928年(民国十七年戊辰)  四十二岁  1929年(民国十八年己巳)  四十三岁  1930年(民国十九年庚午)  四十四岁  1931年(民国二十年辛未)  四十五岁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壬申)  四十六岁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癸酉)  四十七岁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甲戌)  四十八岁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乙亥)  四十九岁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丙子)  五十岁  身后记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丙子)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丁丑)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戊寅)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己卯)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庚辰)  1941年(民国三十年辛巳)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壬午)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癸未)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甲申)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丙戌)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丁亥)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戊子)  1956年(丙申)  1958年(戊戌)  1967年(丁未)  1970年(庚戌)  1978年(戊午)  1983年(癸亥)  1984年(甲子)  1985年(乙丑)  1986年(丙寅)  1987年(丁卯)  1990年(庚午)  1993年(癸酉)  1997年(丁丑)  1998年(戊寅)  2000年(庚辰)  2001年(辛巳)  2005年(乙酉)  2007年(丁亥)  2008年(戊子)《丁文江先生学行记》前言附录  追悼丁文江佚文三篇  一、Obituary:Dr.V.K.Ting  二、中国地质学会第十二次年会记事(节录)  三、悼丁文江先生

内容概要

欧阳哲生  1962年5月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赴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等处访学。
主要著作有:《严复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新文化的传统——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之现代阐释》(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修订版)等。编有:《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丁文江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等。主编:《海外名家名作丛书》(岳麓书社)、《人文中国书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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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这本书是欧阳哲生先生编辑《丁文江文集》的副产品。欧阳先生为《文集》写了篇长序,还编了个丁文江的简要年谱附在最后,但是这套文集一共七本,买全的人不多,于是他就把长序和年谱抽出来另出了这本《科学与政治》。书名《科学与政治》表达了欧阳先生对丁文江的基本判断:“科学是他的职业,政治是他的关爱,一主一辅,成为贯穿他生平事业的两大线索。” (p2)欧阳先生的这个判断是从丁文江的自述而来。1927年,丁文江辞了孙传芳势力范围下的淞沪总办,离开北伐战争纷扰的前线上海,避居北京,后辗转到大连。暂时的失业和前途的不明朗,让他重新思考未来,当时他有三个愿望,一是整理云南地质考察的资料,二是写一本新的中国历史,三是写一部《科学与政治》,“发挥我等政见的根本”。但是,我对丁文江这句话的解读就于欧阳先生不同,在这里,丁文江的意思是科学就是他政见的根本,科学和政治本是一体,无所谓主辅。从丁文江的生平也可看到,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进入政治实践,只是民国政治格局的转变,专业知识分子从政的路线非常有限而且充满不确定因素。这基本判断上的误差,就使这整个研究仍然是在知识分子史的框架内对前人研究进行补充,而无法在更广大的政治社会变迁中为丁文江定位。此书是欧阳先生多年来搜集丁文江著作,尤其是他不常为人所知的科学著作的基础上写成,所以整个论述中最详尽也最有新意的是对丁文江科学成就的评价。这也是欧阳先生所自觉的学术变迁脉络,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史的转变过程中,丁文江这样的专业工作者被重新挖掘出来,进行重新评价。(p4)但是,有意无意中,欧阳先生还是以原先革命史的评判标准来评价丁文江,尤其是对20年代中期和孙传芳的合作,他还是将其看成是丁文江人生的失误之处。而对于丁文江为何会有那样的政治选择,这样的政治选择体现了丁文江怎样的价值观,他并没有作深入分析,更别提放在整个北伐展开的历史进程中分析丁文江作为一个历史参与者对千变万化的时局所起的作用了。另外,欧阳提到丁文江对军事的浓厚兴趣,也提到他在《努力周报》上写的一系列分析北洋各军实力的文章,如此翔实的信息,又是如何而来的呢?欧阳先生并没有提到。其实当时丁文江和多个北洋军阀有密切的私人关系,曾经对吴佩孚和曹锟都有相当高的评价,甚至想借助军阀的力量改良政治。这些都是日后与孙传芳合作的前因,而欧阳先生都未提到,不知是不是为尊者讳呢?此外,档案史料上的不足和史料选择的随意也是很大的问题。我曾在台北国史馆看到过1934年1935年蒋介石和丁文江之间数个往来电文,蒋介石颇想重用丁文江,曾推荐他任南京市长、驻日大使。而且钱昌照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蒋介石有意聘丁文江为驻苏大使,也没见提及。1935年末,蒋介石接任汪精卫为行政院长,重新组阁,拟聘任丁文江为铁道部长,欧阳先生根据董显光的《丁文江传记》初稿,认为丁已经拒绝了这个任命,并以此为定论说明丁文江对具体行政事务持谨慎回避的态度。可是,丁文江最后的绝句:“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明显表达了要“出山”,暗示了他可能要从政的意愿。而且根据最后陪伴在丁文江左右,在他临死前跟他一起进行地质考察的凌鸿勋的回忆文章《忆丁文江先生》,丁文江在考察途中一路上表现出极其强烈的要努力为国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奇怪的是,这么重要的一篇文章,欧阳先生竟然在书中一次都没有引用。此外年谱的编纂也有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宋广波的《丁文江年谱》中也同样出现。他们不加审辨地应用了上海档案馆编译的《颜惠庆日记》中提到丁文江的内容。《颜惠庆日记》从英语手写体转译而来,人名有错也可以理解,但在与丁文江的其他传记资料合参以后,还不能发现《颜惠庆日记》中的错误,也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比如1930年的年谱,1月1日,4日都引颜日记,提到在北京与丁文江见面,1月13日又引用丁文江的地质报告,说丁率考察团在西南考察。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丁文江怎么可能在短短十天时间内辗转南北干不相干的事情呢?显然是史料出了问题。查当时北京官僚圈子里面还有一个姓丁的,与颜惠庆交往甚密,那是丁士源,字问槎,颜在日记中惯用姓名缩写,所以编译者一时失误也是有的。编丁文江年谱本是发现这个问题的好机会,只要略加排比,就能发现其中矛盾之处。而欧阳先生和宋广波先生都未发现,倒是作为读者的朱正先生,在读《丁文江文集》的时候,指出了其中的疑问。总之,欧阳先生搜集史料编成《丁文江文集》的贡献我很佩服,但是在史料的基础上并没有观点上的更新和突破,反而常常流露出论述中先入为主,重学轻政,为尊者讳的种种非客观学术态度,我不禁觉得失望。前人所失,正是后人所当努力处。我有心为丁文江重修历史,尤其阐发其“以科学为根基的政治观”,希望能为学界再添砖瓦。

精彩短评 (总计3条)

  •     本书对于研究丁文江是非常有帮助的,内容详尽,叙述严谨。
  •     一个地质学家优秀的政治品格。
  •     丁文江的书以前出的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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