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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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01
ISBN:9787563350735
作者:何炳松
页数:156页

作者简介

有鉴于中国传统史学之弊,为使史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何炳松极力倡导通史研究与著述。在《通史新义》中,作者借鉴西方史学的思想方法,总结并发挥了司马迁、刘知几、章学诚等古代史家的传统史学理论,对史料研究的方法以及通史编纂的原则重斩进行思考,建立其新通史理论体系,对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建设有着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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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夫工师之为巨星,度材比于经理阴阳;名医之制方剂,炮炙通平鬼神造化。史家诠次群言,亦若是焉已尔。是故文献来集,则搜罗咨访,不易为功。观郑樵所谓八例求书,则非寻常之辈所可能也。观史迁之东渐南浮,则非心知其意,不能迹也。此则未及著文之先事也。及其纷然杂陈,则贵决择去取,人徒见著于书者之粹然善也,而不知刊而去者中有苦心而不能显也。既经裁职,则贵陶熔变化。人第见诵其辞者之浑然一也,而不知化而裁者中有调剂而人不知也。即以刊去而论,文劣而事庸者无足道矣。其间有介两端之可,而不能不出于一途;有嫌两美之伤,而不能不忍于割爱。佳篇而或乖于倒,事足而恐询于文。此皆中有苦心而不能显也。如以化裁而论,则古语不可入今,则当疏以达之;俚言不可杂雅,则当温以润之。辞则必称其体,语则必肖其人。质野不可用文语,而偎鄙须删;急通不可以为完辞,而曲折仍见。文移须从公式,而案犊又不宜询;骄丽不入史裁,而诏表亦岂可废。此皆中有调剂而人不知也。”——章学诚  吾国自前清末季废止科举改设学校以来,一般学子及社会中人之需要中外通史借资捐揽,不可谓不亟矣。然迄今已达二十余年,西洋通史之著作虽已有相当之成就,而本国通史之纂辑,则求其能合现代所谓新史学眼光者反寥若晨星焉。此何故耶?岂吾国史才不逮西洋耶?则如清代史家章学诚其人者,其史学见解之卓绝精微,在著者眼中观之,有时且远驾西洋名史之上。《文史通义书教》篇中所论之记注撰述,及《史德》篇中所论之天人之际,即吾人今日新史学上所谓史料与著作之关系及主观客观之辨别也,其精审透辟,即其一例。然而吾人迄今尚无一部差强人意之中国通史焉,则又何耶?著者愚见以为此盖因吾国编纂通史之人尚未能如西洋史家之能利用最新方法耳。此则吾国学术上之环境有以致之,非吾国史家之过也。  吾国史籍丰富,世界称最。此事实也,非夸言也。然自唐代刘知几首倡纪传编年二体之说以还,吾国史籍上材料与著作之珍域遂以不明。刘氏在《史通风二体》篇中之言曰:“邱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确此?盖苟悦。张播,邱明之党也;班固、华轿,子长之流也。……班苟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此说既出,二体分家,遂成为吾国史籍门类之标准。故《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编年类序中亦云:“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苟悦又改纪传为编年。刘知几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以章学诚史学见解之卓越,而在《史考释例》一文中亦不能不谓“刘氏二体以班苟为不桃之祖。纪传编年,古人未有轩轻焉。故《史考》以纪传编年分部,示平等也”。刘氏二体说之根深蒂固,定为一尊,即此可见梗概。窃以为就史料眼光观之,吾国史籍汗牛充栋,又何必独限二体?依《四库全书》之例分为十五类可也;即依章学诚报孙渊如书中所云“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亦未尝不可也,盖既已同属史料,则类例之或简或繁,皆无关史学宏旨矣。  吾国史籍门类自奉二体为正宗之后,不特所有文献永远回翔于二体之中,即通史一门亦从此几绝其独立之望。郑樵虽曾辨明史书两者之不同,且亦高树通史之旗帜,然世之心知其意者盖寥寥可数焉。《四库全书》之《别史》一类,虽大体皆属通史之流,而按诸《总目》叙中所言,约略依稀,绝不稍露通史之意,仅于《通志提要》之内,略及通史源流。以纪响学问之渊博,似亦未尝见及通史之足以独树一帜。史料与著作二家之不辨,其流弊尚可胜言哉?  后世史家鉴于史迁之能以纪传体裁而博得著作美誉也,往往壹意以复绍前修,追踪名史为鸽的,遂有《三国志》、《新五代史》及《明史》等记注撰述两无所似之著作。以言备人测览则太繁,以言整齐故事则不足;此章学诚所谓“其智既无所取,而愚之为道又有未尽也”。其为害岂仅在体例不纯一端而已哉?此吾国史家不辨史料与著作二家有别之流弊又一也。  然以吾国史才辈出之故,史料著作之各自成家,亦未尝无明辨之者,特后人未能为之发挥光大耳。即就刘知几而论,其对于史籍虽唱二体之说,然于史料著作之流别实已窥见其端倪。故《史通·史官建置》篇中有言日:“夫史之为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楼。”刘氏于此所谓“当时之简”,非即吾人今日所谓史料乎?故资乎博闻实录。所谓“后来之笔”,非即吾人今日所谓著作乎?故贵平俊识通才。而以“当时”“后日”二词表明史料与著作在时问中之关系,尤为深人浅出,有种实用。郑樵在其《寄方礼部书》亦曾有惊人之论。其言日:“有文有字,学者不辨文字;有史有书,学者不辨史书。史者官籍也,书者儒生之所作也。自司马以来,凡作史者皆是书,不是史。”凡此寥寥数言,诚足当有胆有识之目。郑氏之所以不朽,此盖亦其一因。  此种观念至章学诚而益明,其发挥两家流别之淋漓尽致。就著者管见所及,实为章氏史学上之一种卓见,并亦为《文史通义》中之一种精华。《文史通义·书教》篇之言日:“《易》日:‘篮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闲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章氏所谓“撰述”,非即吾人今日所谓著作乎?故欲其决择去取,例不拘常。所谓“记注”,非即吾人今日所谓史料乎?故欲其赅备无遗,体有一定。此种见解虽或袭自刘氏与郑氏,然就其说明之精辟而言,则非精于史学者不办。  章氏对于史料著作关系之密切,所见较刘氏仅言“相须而成,其归一楼”者尤为彻底。其《报黄大俞先生》之言曰:“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拙刻《书教》篇中所谓圆神方智,亦此意也。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借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轻畸重则善矣。盖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响。二者固缺一而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而不可为良者也。”以韩信用兵、萧何转炯二语形容材料著作互相为用之关系,深切著明,莫以逾此。世之编纂国史者,似尚欲力追史迁之抉择去取而不屑为班《汉》之赅备无遗。其亦不虑为章学诚之徒所窃笑耶?吾辈有志于国史之整理者对于刘郑章诸氏史料著作应分两家之说正宜尽力发扬,固可无待于稗贩西洋史学而后恍然大悟,涣然冰释也。  刘知几纪传编年不可偏废之说,虽千余年来为吾国史家所奉之圭臬。而吾国史家对于史料与著作虽因之不甚分明,然见及通史一体与记注之业有别,并从事编纂者亦正不一其人,而且为时亦已甚久也。特此种专家著作之见解过于高深,故亦正如史料著作之流别然,虽早已分明,而未学肤受终未能为之发扬光大耳。  吾国史家之见及通史一体者,当仍首推刘知几为树之风声,至郑樵而旗帜鲜明,而章学诚为最能发扬光大。刘氏在《史通惑经》篇中之言日:“书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读者求一家之废兴,则前后相会。讨一人之出人,则始末可寻。”郑氏在《夹漈遗稿·寄方礼部书》中亦曰:“诸史家各成一代之书而无通体。樵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著为一书日‘通史’,寻纪法制。”然刘氏对于通史之见解似仅略启曙光而已。至于郑氏之所谓“通史”,就其《通志》而论,实系仿司马迁之作。盖对班固以后之断代史而言,以视章学诚所主张“经纬纵横”之通史,诚大有径庭之别。此或即章氏所谓“生于后代,耳目见闻自当有补前人”,非刘郑二氏之过也。  章氏发挥通史之意义,辨别通史之利弊,以及叙述通史编纂之沿革,诚可谓详尽无遗,首尾完具。《文史通义·答客问》之言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通史定义之分明至此,又何以加焉?  至于通史之利弊,章氏在《文史通义·释通》篇中列举“其便有六:一日免重复,二日均类例,三日便检配,四日平是非,五日去抵牾,六日详鄰事。其长有二:一日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日无短长,二日仍原题,三日忘标目”。凡此虽仅就吾国旧史而言,然即通话现代西洋之所谓通史,亦可当至理名言之评语而无愧色矣。  吾国通史编纂之沿革,刘章二氏均曾述及之。刘氏在《史通·六家》篇中将《史记》独立一家,《通释》谓《史记》本纪传家之祖,而刘氏以《史记》通古为体,故别为一家。观此则刘氏回以司马迁为吾国通史一体之鼻祖。章学诚所谓“马则近于圆而神”,亦即此意。故《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别史类《通志》提要日:“通史之例肇于司马迁。故刘知几《史通》述二体,则以《史记》、《汉书》共为一体,述六家则以《史记》、《汉书》别为两家;以一述一代之事,一总历代之事也。其例综括千古,归一家言;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熔铸,则难以成书。梁武帝作《通史》六百二十卷,不久即已散佚。故后有作者率莫敢措意于斯也。”  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篇叙述吾国通史一体之源流,较《史通》史记家一节中尤为详备。其言日:“梁武帝以迁、固而下,断代为书,于是上起三皇,下迄梁代,撰为《通史》一编,欲以包罗众史。史籍标通,此滥觞也,嗣是而后,源流渐别: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苟、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挫录略仿乎孔、萧、裴璘《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至于高氏(唐高竣及子回)《小史》、姚氏(唐姚康复)《统史》之属,则撙节繁文,自就索括者也。罗氏(宋罗泌)《路史》郑氏(明邓元锡)《函史》之属,则自具别裁,成其家言者也。范氏(宋范质)《五代通录》熊氏(宋熊克)《九朝通略》标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李氏(李延寿)《南北史》,薛、欧(薛居正、欧阳修)《五代史》,断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其余纪传故事之流,补辑纂录之策,纷然杂起;虽不能一律以绳,要皆仿萧梁《通史》之义而取便耳目。史部流别,不可不知也。”  久已散佚之梁武帝《通史》,既继《史记》而作,并为吾国标名“通史”之滥觞,兹故进述其内容何似。据刘知几《六家》篇中所述:“梁武帝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录昔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人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  章氏所述之通史本端就吾国固有著作而言;至于章氏通史观念之真相,盖尚有进于此者在焉。就消极方面论,为章氏对于郑樵《通志》及袁枢《纪事本末》之极意推崇。章氏史学甚深,律人甚刻,史家如欧阳修辈,文人如韩愈、苏武、王安石辈,学者如戴震。汪中辈,莫不以不诸史学受其指斥;而独于郑。袁二氏赞美有加:一则称之为“为世宗师”,一则称之为“神圣创作”。此无他,二氏为通史专家,故章氏不自觉其引为同调耳。其推崇郑樵也,甚至仿刘知几《申左》之意而特著《申郑》一文,谓郑氏“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其推崇袁枢也,在《文史通义·书教》篇中详言之,谓“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其与邵二云论修《宋史》时竟谓“《尚书》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就《通志》与《纪事本末》二书本质而论,章氏本亦深知其难满人意,故谓《通志》为“实不副名”,谓《纪事本末》为“本无深意”。特其“发几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正合章氏求通之见,故章氏不惜尽力表扬之耳。  再就积极方面论,章氏曾著《史篇别录例议》一文,指示吾人整理吾国旧史之途径。被以为吾国旧日史籍中之二体,虽义例甚精,文章甚富,然纪传则苦于篇分,编年则苦于年合。吾人应提纲挚领,另为别录一篇,次于诸史目录之后,使与原有目录相为经纬。内容以事为纲,而纪表志传之与事相关联者各注于别录;则详略可以互纠,而繁复可以检省。章氏此论,实为吾人整理中国旧史最为折衷至当切实可行之方法,为吾辈更上一层以达理想通史之津梁,所谓“载笔之土或可因是而恍然有悟于马、班之学”者是也。  是故吾人综观章氏学说,则所谓通史者,其为物也,纲纪天人,推明大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为法也,参百家之短长,聚公私之纪载;旁推曲证,闻见相参;显微阐幽,折衷至当。其为文也,或详人所略,或异人所同,或重人所轻,或忽人所谨;绳墨不能拘之,类例不能泥之。以视纪传体之成规定体,及编年体之以事系时,其神明变化,固大有天渊之别矣。  唯是通史性质,经纬纵横;编纂之功,初无规矩。所谓心知其意传请其人者是矣。纪陶在《通志》提要中尝谓通史之例,“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熔铸,则难以成书。故后有作者,率莫敢措意于斯”。又在史纬提要中亦谓“网罗百代,其事本难。梁武帝作《通史》六百卷,刘知几深以为讥;司马光进《通鉴》表亦称其中抵格不能自保”。吾国通史一体之曲高和寡,此殆为其最大之原因矣。  综上所述者观之,吾国旧日之所谓通史,《史记》一书实为嚆矢,其难满今日吾辈之意固不待言。至于章学诚通史观念之明确,固远驾西洋史家之上;然亦终以时代关系,未能以切实之方诏示后世。吾辈生当后代,耳目见闻自当有补前人。益以今日中外交通,万国庭户,则西洋史家通史义例之或能稍补章学诚辈之缺憾者,其可不稍负介绍之责乎?此著者所以不揣固陋有本书之撰述也。  吾国近年来史学界颇受欧化潮流之激荡,是以努力于通史编纂者颇不乏人。其对于西洋史学原理之接受,正与一般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新文学家同,一时顿呈饥不择食活剥生吞之现象。偏而不全、似而非是之通史义例因之遂充斥于吾国现代之史著中。彼曾习统计学者,以为研究历史应用统计法焉;彼曾习生物学者,以为研究历史应用进化说焉;彼曾习自然科学者,以为研究历史应用因果律焉;彼曾习经济学者,以为研究历史应用经济史观焉;彼曾习论理学者,以为研究历史应用分类法焉。一时学说纷坛,莫衷一是,大有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之概。诚不可谓非吾国史学界复兴之朕兆也。  唯是吾辈研究历史,志在求通,则欲其名实相副,绝非片面义例所能胜任而愉快。试细考上述之各种方法,或偏而不全,或似而非是,几无一足当通史义例之目。兹请先言统计学上之统计法。世之学者,鉴于社会科学之方法重在统计之比较也,遂以为历史事实之演化,亦可以数目或曲线代表之。殊不知欲以此种方法研究演化上之因果关系实不可能。而且即使能借数目得到一种相当之概念,亦仍未足以尽史学之能事也。盖统计法所能为力者充其量仅物质状况或人类行为之外表而已,而非社会演化之真因也。真因维何?即人类内心之动机是已。统计法在史学上所以为似而非是、偏而不全之方法者止也。  再言生物学上之进化说。世之学者以为人类既属生物之一支,而社会事实又属人类之产品,则人类社会之演化自应合乎生物学上之定律,因此遂将生物学上之方法与定律依据比论而引人历史研究中。殊不知社会与生物问有根本不同之一点焉,即前者具心理上之性质而后者则具生理上之性质是也。生物学之方法所能研究者,生理现象而已,非心理现象也。生物学方法在史学上所以为似而非是。偏而不全之方法者此也。  再言自然科学之方法。世之学者鉴于自然科学之注重因果律,而历史又被尊为科学之一种也,遂以为研究历史当用自然科学之方法,以求得社会进化之因果律。殊不知自然科学与史学虽同以实质为根据,然两方研究时之观察点绝不相同。前者对于实质抱一种通概眼光研究而组织之,以求得因果定律为止境;后者对于实质则抱一种求异眼光研究而组织之,旨在求得社会演化之浑仑。而且科学定律纯自观察与实验得来。至于史家所能为力者,只于事实残迹之中用问接主观方法以求得过去人类之全部状况。自然科学方法在史学上所以为似而非是、偏而不全之方法者此也。  再言经济学上之经济史观。世之学者鉴于人类社会之经济生活大有影响于社会阶级之产生,并因之而大有影响于政治之制度也,遂以为经济史观足为研究全部人类社会生活上之线索;吾人可借以了解人类在政治上、宗教上、理智上之一切活动。殊不知人类社会之组织,并不纯受经济生活之驾驭者也。足以限制人类社会之演化者尚有各种环境焉、生理状况焉、理智程度焉,固不仅物质享乐之一端已也。古今来宗教上、科学上、哲学上、政治信仰上之信徒与烈士,或杀身成仁,或超凡人圣,其宗旨亦何尝在于获得物质生活上之快乐。此即吾国孔孟之徒所谓义利之辨也。人类固不尽皆属喻义之“君子”,然亦何尝尽属喻利之“小人”耶?经济史观在史学上所以为似而非是。偏而不全之方法者此也。  再论论理学上之分类法。世之学者鉴于论理学上之重在分类研究也,遂以为将人类已往事迹分类排比即足尽史家能事。殊不知人类个人或团体之各种思想或行为间,皆含有一种共通性:人类一切活动莫不出发于大脑之同一中枢。其所表现之思想与行为初无分于政治或经济与宗教或教育者也。吾人之分别之也,纯属形上之玄理,无非便于作分析之研究而已,与人类内心真相并不符合。吾人如以分类纂辑方法研究人类之历史,又何异分水为轻养二种原素而强指轻养为水乎?分类方法在史学上所以为似而非是、偏而不全之方法者此也。  是故上述诸义例,虽皆有种史学,足资参考;然试细究其实际,则无一非偏而不全。似而非是。吾国学者正在厌故喜新之时,露有急不暇择之态;歧路彷徨,莫知所止。则援引新说,辞而辟之,固末学之责矣。此又本书所以撰述之一大理由也。  近日吾国学者一方鉴于吾国史家如章学诚辈对于通史之推崇,一方又鉴于近人介绍之西洋史学名著皆属通史之一类,遂误以为现代理想上之史著当以通史为正宗,其他文献似均可付之一炬。此或一种对于二体桎梏之反动,原亦未可厚非。特以通史者乃钩元提要之功,所以备常人之侧览;其他诸史皆属史料,乃守先待后之业,所以备后人之要删。家法虽不相同,功用初无轩轻。此不能独尊通史者一也。夫通史良才,世称难得;则谨守绳墨以待后人之论定,不特势所必至,亦且理有固然。若不务史科之整齐而唯事通史之著述,万一世无通史之人才,不且遂无史书之可览?此不能独尊通史者又一也。且成书必有所本,非可凭虚杜撰者也。故比次之功实急于独断之学。吾人若藏有丰盈史料,则纵无通史庸何伤?而通史之作则断不能不以史料为根据。此不能独尊通史者又一也。总之通史为便览之书,史料为通史之库。如徒求便览之书而不惜毁史料之库,是得鱼亡签而舍本逐末也,又岂通达之论哉!世之君子览著者此书,或将恍然于斯言之不尽无据焉。此本书所以撰述之又一理由也。  总而言之,著者之作此书唯一宗旨在于介绍西洋最新之通史义例,盖因其依据各种最新人文科学研究而来,较吾国固有者为切实而适用,足备国内史家之采择,初不敢因其来自西洋,遂奉之为金科玉律也。此外著者不揣固陋,并欲借此书以与国人商榷三种管见焉:即史料与著作应分两家而后通史之观念方明,现代吾国流行之通史义例似而非是,及通史不宜独尊是也。一得之愚或未尽当,幸览者有以纠正之。  本书几分两编。上编计分十章,专论社会史料研究法,凡史料考订与事实编比之理论及应用,均加以系统之讨论。下编计分十一章,专论社会史研究法,凡社会通史之著作及其与他种历史之关系,均加以浅显之说明。同时对于其他各种似而非是、偏而不全之义例,亦复随处加以相当之估值。卷首并有详密之目录,读者可开快求之,兹不再事提纲矣。  至于本书所述之原理,十九采自法国名史家塞诺波所著《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Ch.Seigonbos:La Méthode Historque Appliquée aux Sciences Sociales)一书。著者虽略有疏通证明之功,终未敢掩袭他山之美。又本书脱稿之后,承友人王伯祥君校读一过,多所商订。爱并志数言,以表感佩。                                                               民国十七年双十节                                                               著者谨志于上海闸北

书籍目录

导言 历史研究法与社会科学上编 社会史料研究法  第一章  史料之理论  第二章  考订之原理  第三章  史料来历之考订  第四章  诠释之考订  第五章  诚伪及正确之考订  第六章  事实之利用  第七章  事实之编比  第八章  社会科学事实之编比  第九章  并时事实之编比法  第十章  连续事实之编比法下编 社会史研究法  第十一章  历史之种类  第十二章  社会史之现状  第十三章  社会事实之编比  第十四章  社会史之特殊困难  第十五章  社会团体之决定  第十六章  演化之研究  第十七章  各类历史联合之必要  第十八章  社会史之系统  第十九章  社会史与其他历史之连锁  第二十章  单独事实及于社会事实之影响  第二十一章  集合事实及于社会生活之影响结论

内容概要

何炳松(1890―1946),浙江金华人,现代著名史学家和教育家,早年留学美国攻读历史学与政治学,1916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上海光华大学教授,上海商务印书馆史地部主任、暨南大学校长,最早系统介绍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强调西方史学原理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对比与贯通,与梁启超并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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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观点以后,将西方的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引入中国史学研究中已经成为了20世纪20、30年代的史学研究者的关注重点。由于当时的史学家意识到了西方史学对开启中国史学研究视野的作用,大量直接受过欧美现代史学或科学方法正规训练的专业史学家,如何炳松、陈哲衡、徐则陵、李济、李思纯、陈翰笙、胡适等,积极引入了西方当时史学研究的成果, 破除了以往由日文译著转译中文的隔阂。这使得当时史学界对于西方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与此同时,当时的史学研究者还试图将西方的史学研究方法和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融合在一起,梁启超、胡适和何炳松都进行了类似的尝试。作为将美国著名史学家鲁滨逊的名作《新史学》译入中国的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松,其在糅合中西史学研究方法中的尝试,一直以来都为学术界所关注。故近年来,不少学者撰写论文探讨何炳松史学思想的利弊得失。他们认为,何炳松的著作中的史学理论思想不成体系,较多的类比了中西史学研究中的共通之处,中西糅合不济 。本文认为,何炳松在当时无法形成一套完整的中西糅合的史学思想体系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在西方新史学研究刚刚引入中国之初就期望史学家可以形成一整套全面的理论体系未免要求过高。而在对何炳松的史学思想的关注中,我们不仅要看到他对西方史学思想的介绍开启国人史学研究视野的作用,他的研究作为一种中西史学对话的探索,也是值得今人借鉴的。在此,本文借由对其著作《通史新义》的解读,管窥其“通史”思想中包含的中西史学对话的尝试,即何炳松所谓的“通史”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历史,以此解读何炳松的史学思想在中西文化对话的过程中的价值。一、《通史新义》的产生背景: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从史学的目的、功用、研究对象、编纂法等角度对传统史学作出了猛烈而系统的批判,并大声疾呼,要进行“史界革命”,创立“新史学”的研究。自此,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以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吸收成为了20世纪以后中国史学的转向。当时的新史学主要分为三个流派,第一类是以实证主义为主要方法的叙事式史学,第二类是强调主体为思维进路的唯心主义史学。而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了第三支庞大的力量 。西方史学流派随着大批留学生归国,大量西方学者来华讲学而被引入中国,使得中西文化交流的频度与广度大大提升。仅以20世纪20年代前后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史学英文译著为例,其数量与质量都有显著提高。如何炳松译美国鲁滨逊著《新史学》、李思纯译法国郎格罗瓦、瑟诺博斯合著《史学原论》、陈石孚译美国塞利格曼著《经济史观》、黎东方译法国施亨利著《历史之科学与哲学》、向达译美国班兹著《史学》、薛澄清译美国弗领著《历史方法概论》、王造时等译德国黑格尔著《历史哲学》、陈韬译德国伯伦汉著《史学方法论》等 。因为这些译著直接译自欧美原著新作,避免了之前许多论著从日文转译造成的隔膜,使得中国学者对于西方理论的认识更为直观。由于中国早期的留学生大多前往日本留学,故20世纪初译入中国的译著多是由日文版的著作译入的,许多有关西方思想的新名词很多是从日文汉字中引进的。这些译著虽然给当时的中国学界吹来了一股西方思想的风潮,但因为经过了日文的中介,使得很多著作的思想无法直接的为读者所接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到,20世纪初期从日本间接输入的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往往“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较为庞杂无序 。到了30年代后,燕京大学研究中心通过哈佛燕京学社派遣齐思和、翁独健、黄延毓、王伊同、蒙思明、邓嗣禹、郑德坤、周一良等赴美攻读博士学位,以及韩儒林、邵循正等赴法、德等国进修蒙古史和东方语言学,使得中国学者可以更直接的与西方的史学研究发生全面的、有意识的接触,大量的译著也在这一蓬勃时期出现。与此同时,国内一些大学和学术团体还常常邀请外国学者来华讲学,如美国学者杜威和德国哲学家杜里舒之来华分别讲授实验主义方法与“新生机主义”,俄国梵文学家钢和泰和西夏学家伊凤阁分别在北京大学主讲古代印度史及担任国学门导师等 。这些举措,使得中国史学界对西方的新学术思想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而他们带回来的史学思想以及回国完成的译著,使得中西史学思想得以在中国的土地上更为直接、深入的发生碰撞与交流成为可能。在当时译入的西方史学译著中,何炳松翻译的《新史学》可谓是经典之作。何炳松(1890-1946),字柏丞,浙江金华人。1912年赴美留学,入威斯康辛大学研习史学、政治学。1915年转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现代史及国际政治。1916年回国,1917年在北大、北高师任教。1924年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被任命为国立暨南大学校长。1946年病逝于上海 。《新史学》是中国引入的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史学理论的译著,作者为美国新史学派的领军任务鲁滨逊。其主要介绍了“新史学”的历史进化论,阐发了“新史学”派的“综合史观”,大力倡导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陈衡哲在评价何氏翻译的《新史学》一书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她说,何炳松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底蕴,以东方人的世界眼光,给了鲁滨逊的史著“一套优美的华服”,使其在中国风靡一时 。而《新史学》的思想,也贯穿了何炳松的史学研究之中,这在他的个人著述中有所体现。他借助法国史学家瑟诺博斯所著的《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La Méthode Historique Appliquée aux Sciences Sociales)而撰成的《通史新义》,虽因大量借鉴法文著作缺乏创见长久以来被人诟病,但其在此书中尝试融合中西史学研究的做法以及对“新史学”思想的进一步阐发,都对当时史学家研究史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尤其是其中折射出的多元史观,即认为数学、生物学、心理学、逻辑学、经济学等方法,虽都有裨史学,但都不足以说明历史全貌,原因在于研究的对象不同。只有综合利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成果,尤其是利用心理学的方法,从文化、风俗、经济、制度等多方面进行考察,才能正确认识历史, 既展现了当时西方史学研究的心态史、社会史转向,亦以此为标准向中国史学家提出了如何写作中国历史,尤其史新的中国通史的要求。他在《通史新义•自序》中提到,“一般学子及社会中人之需要中外通史借资挹揽,不可谓不亟矣。然迄今已达二十余年,西洋通史之著作虽已有相当之成就,而本国通史之纂辑,则求其能合现代所谓新史学眼光者反寥若晨星焉。此何故耶?” 可以说,这就是他撰写《通史新义》的目的,即指导当时的史学家利用西方的史学理念写出一部优秀的中国通史。二、何炳松对“通史”、“新义”的解读:那么,何炳松认为的优秀的中国通史应该是如何呢?就此问题,在《通史新义•自序》中,他首先提到了通史这种体例的优越性以及该体例在中国具有相当深刻的积淀,所以,要著成一部好的中国通史对中国的史学家而言是历史的使命。但要如何著好一部通史,是摆在中国史学家面前的艰巨任务。何炳松在《通史新义•自序》一开头就摆出一个问题:我国史籍丰富,但无法辨析史籍与史料之间的区别。尤其是唐朝刘知几的《史通•二体》将史著分为纪传、编年之后,后人对于史著的认识很少跨越这一二元分立。但事实上,史学著作仅仅用二体来区分有些宽泛,尤其是从史料的角度来说,章太炎所谓“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中国的史学研究不乏史料,但写好史著却很难。所以,区分何为史料何为史著,这一工作对于要写通史的人来说,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如果无法区分二者,仅仅是关注史著的体例,则会导致材料不定,体例不纯。对于史料与史籍的辨析问题,何炳松力推章太炎的观点。他认为,章太炎在《文史通义》中已经提出了区分史料与史籍的问题,辨别了通史的利弊,叙述通史编纂的沿革。章氏认为,中国的史料汗牛充栋,要经过刊削、考证、辨伪后,选择最接近历史真相的材料来写历史。而要写历史就要写通史,因为通史有几大便利。第一,是避免同一内容重复出现;第二,是可以全面介绍方方面面的情况;第三,便于作者整合全书;第四,全书可以有一以贯之的理念;第五,可以避免前后矛盾;第六,可以对熟悉的事情作出更为具体的叙述。尽管通史写作也有一定的弊病,比如篇幅不易控制,不同人写的通史可能雷同,或者是标目难以明晰。但整体而言,鉴于通史可以以其一以贯之的理念为后世立法则,所以写作通史是史家的职责所在。但章氏的著作中没有留下详细的通史编纂的方法,而这就是何炳松的著作《通史新义》所要完成的任务,即借用西方的史学方法与理念,进一步阐发章氏的史料与著作分家、通史不宜独尊的理论,写作一部好的通史。吾国旧日之所谓通史,《史记》一书实为嚆矢,其难满今日吾辈之意固不待言。吾辈生至后代,耳目见闻自当有补前人;益以今日中外交通,万国庭户;则西洋史家通义之例或能稍补章学诚辈之缺憾者,其可稍不负介绍之责乎?此著者所以不揣固陋有本书之撰述也 。从前面一段引文中不难发现,何炳松认为,后人写的通史优于前人之处,首先是在于材料的丰富,其次是在于方法的进步,而这两点就是他认为所谓“通史”之“新义”所在。何炳松在1935年的《中国新论》上发表了《中国文化西传考》,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我们现在所要的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不是盲从他人,毁灭自己。” 现在人要写的通史,应该是一部融合中西之法,尽善尽美的,全国国民都应该也都能够阅读的历史 。并且,何炳松所谓“通”的含义还不仅仅在于是写作中国人熟悉的通史,还包括用西方的方法收集更为通达、广泛的史料。他认为,单单以通史为正宗而其他文献都可以付之一炬的观点并不可取。要多花力气在史料的收集和研究上,史料越丰富,我们也就更有机会接近历史的原貌 。所以,何炳松认为通史就是广义上社会的历史,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包括社会中的人。在涉及史料收集以及史著的写作上,自然牵涉到了历史写作的方法论的问题。而《通史新义》的正文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通史新义》正文的内容贯穿了《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一书的思想,即是用推理的方法来求得历史的真实。他认为试图建立和自然科学同样的科学的历史不过是一种“梦想”,但是应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的领域。他将历史的编纂分为搜集和整理史料,确定和排列史事,写作三个环节 。这与我国传统的历史考据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在方法上,他侧重于新史学派的理念,即采用跨学科的方法来完成这一工作。通过上述对何炳松所谓“通史”以及“通史新义”的解读,我们可以把何炳松的史学思想以“通”字贯之。其具体表现为,扩大史料的种类,增加史著的视野,延伸叙述的时间跨度,广泛使用各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中西史家之特长以写成一部求真并致用,通俗而有深意的通史。可以说,他对“通史”的理解超越了前人,从而显示出了新史学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所在。三、著述“新通史”的方法在史学的体例得以明确之后,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写成这样一部通史就成为了接下来需要关注的问题。在《通史新义》中,何炳松认为“历史非观察之学,乃推理之学。吾人之历史知识,亦非直接之知识,乃间接之知识。” 由于历史知识是间接的知识,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对历史的真实性存疑,因为历史学家在实际的工作中达到历史的真实是不可能的,于是考订历史成为写作历史的前提所在。那么,考订的主体是什么,史料的主体是什么?何炳松认为,历史是一种社会科学。对此,他在《通史新义•导言》中首先明确了社会科学的概念以及性质,其具体包括了人类所有的习惯(语言、风俗、营养、服制、居室、礼节、娱乐等),理智现象(美术、科学、宗教、哲学、道德等),还包括政治和经济制度等。简而言之,就是研究一切和人类活动相关的问题。而社会科学的实质,即“几全用历史的进程得来而组成一种有系统之浑仑者也。” 这里的浑仑,意思是“浑然一体”。可见,何炳松所谓的通史,就是以全方位的材料来写作一部系统的、整体的、多元化的历史。正是因为材料来源广泛,考订也就有了必要。在《通史定义》的上编中,何炳松介绍了社会史料的研究方法。就此问题,他分为10章进行叙述。第1、2章为总论,分别叙述了有关史料的理论以及考订的基本原理。在史料理论的部分,他对史料的性质以及史料的来历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即史料是来自方方面面的,有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之分,著史者要扩大对史料的认识。同时,因为史料的主观性特点,尤其是作为间接史料,也就是文笔、语言、思想、信仰、知识等无形史料有非常强的主观性,很多史料有文字而没有著者,后人在使用这些史料的时候由于不了解作者写作时候的动机,从而容易导致误解。而各家之间的意见可能彼此矛盾,所以,考订这些史料的必要性就显而易见了。在考订的基本原理方面,由于人容易亲信旁人的说法,所以必须确定出正确的文本,也就是说史出要有据。对于考订历史的人来说,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否则不能轻易对史料下判断,不能先入为主,要以分析作为考订的最基本做法。鉴于史料的主观性,无法制定唯一的标准来筛选,所以要用三个步骤来逐一考订,第一步是决定史料的意义,第二步是确定写作历史的人是否客观的记叙史事,第三步是考察文本之间是否有矛盾,以最终确定出正确的史料。第3-5章中,何炳松则分别叙述了三种考订的具体步骤,并且认为,考订的方法与中国传统史学考据的方法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其本质都是获得更恰当的史料。在第6章中,他提出,即便考订出了相对无误的史料,要从史料中确定事实仍然非常困难,所以对于写历史的人来说,更多的是将几种解释同时呈现给读者,由读者自行判断其真伪,而不是只留一个结论。在其后的4个章节中,他分别就事实的编比、社会科学事实的编比、并时事实的编比以及连续事实的编比分别介绍史料编比的原理与方法。在事实编比的部分,他提出由于史料提供的事实情况、程度、性质和必然性的不同,所以要进行编比,而专著和类纂之类的作品,只能暂时完成史料的编比,要完成科学的历史,则必须完成通史的写作。对于社会科学事实、并时事实、连续事实的编比,就是历史写作的3种不同模式,可以利用的方法涉及了各个学科。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法可能提供部分的历史解读,然而由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即不存在真相与唯一的解答,所以要并重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和连续发生的历史事件,从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来完成历史的叙述,完成历史著作的写作。史著的写成使得历史的进一步研究成为可能。于是,《通史新义》的第二部分探讨的是如何进行历史研究的问题。在第11章中,何炳松回顾了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学的发展,将两者尽量类比,并提出关于社会现象的研究中都蕴涵着历史的研究,而历史研究本身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部分,所以,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一部分的历史研究,应该使用各种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这是东西方历史研究的趋势所在。于是,自第12章起,著作主要关注的重点就是讨论社会史层面上历史研究法要如何应用以及社会史研究与其他各种历史研究的关系,以便了解狭义的社会事实的变化与其他人类历史事实变化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社会史包括物质状况、理智习惯、物质习惯、经济习惯、社会制度、公共制度这6个方面。这6个方面本身又与统计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又密切的联系。所以,在首先回顾了社会史的研究现状以后,何炳松指出社会史研究在过往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是在于史料的种类匮乏,所以要把各种历史研究的方法引入社会史的研究,以扩展中国历史研究本身。其次,他讨论了社会事实要如何编排以及在写作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尤其是在使用新的史学研究方法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认为各种非史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在扩充史料上对历史研究有相当大的益处,但在史料获得扩充的同时如何寻找历史事实,如何编比出好的历史亦成为了一项甚是艰难的工作。所以要联合各类历史进行写作,进行静态历史与动态历史的研究,变动历史的研究,专门史和通史的研究等等,并关注历史著作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最后,在结论部分,何炳松认为社会史的研究是从对社会史以外的研究中开始的,其虽然只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断片,但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而对社会史的研究一直以来都为中国史学所轻忽,所以进行社会史研究对于当时的历史研究者而言有重要的意义。四、《通史新义》的启示:通过对“通史新义”的解读以及对何炳松提出的历史研究方法的探讨,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概括何炳松的史学思想:首先,何炳松提倡扩展历史研究的视野,包括增加史料的来源,如使用多学科的方法获得史料,扩展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来编排史料,并且使用各种不同的体裁来写作多元化的历史。其次,他提出了一系列考订历史、编排历史的方法,分析其利弊得失,在引入西方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不偏废中国既有的发达的考据学,使得二者得以在选取史料的问题上共同致力,以期获得更确凿的史料。第三,他对于社会史的研究极为关注,提出了一系列的研究方法与可能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对于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学进行的研究,就是对社会的史学研究。在以往关于何炳松的史学思想的研究中,前面两点已经被多次提到,而学界对于何炳松对社会史的关注认识不多。这是因为很多人认为,《通史新义》一书本身就是依照瑟诺博斯的著作为蓝本写作而成,并不存在何炳松独创的成分,但我认为,何炳松既然著成此书,亦即是对瑟诺博斯史学思想的认可,也就是说,他本人相当社会史研究的意义。而他提出的这写有关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与问题,比照了早先中国的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这种尝试对于今天的社会史研究而言仍然是有很大借鉴意义的。比之何炳松写作此书的年代,当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仍然试图在中西对话中寻求空间,前人对何炳松对西方理论引入的诟病今日仍然得见。而在社会史的写作理论上,何炳松认可了社会史写作的必要性,试图给以往不重视社会史研究的中国史学研究提出一种新的思路,并试图利用了既有的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学派的历史研究的方法,结合了瑟诺博斯的史学理论,发展出了一套不甚完善的考订体系以及历史编排写作社会史的方法,应该能将其视为一次中西对话的有益尝试,亦即是对西方理论的“本土化”。诚然这种沟通的内部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许多方法融合上的细节问题何炳松并没有给出答案,但作为一次西风东渐过程中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的回应,在西方人的著作中贯穿自己的历史思想,对此,我们应该承认何炳松《通史新义》一书的历史地位以及他在中国史学史上对中西史学对话作出的积极贡献。而今人在进行有关社会史的研究中,如何发展出一套中西结合的有效方法,是仅仅译入西方的著作,还是在一部著作中完成中西的对话,或者是另外发展出一套属于中国史学的研究方法,这些都是我们仍然需要深思的问题。参考书目:1、何炳松,《通史新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2、张广智,“二十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载《史学理论研究》。3、张越,“五四时期的中西史学交融”,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4、房鑫亮、吴忠良,“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载《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4期5、薛其林,“‘新史学’的勃兴于中西文化的融合创新”,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5期6、胡逢祥,“‘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7、李孝迁,“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在中国的回响(下)”,载《东方论坛》,2006年1月8、高士钢“何炳松对中国史学近代化所作的杰出贡献”,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9、薛其林,“试论何炳松的史学阐释方法”,载《长沙大学学报》,2001年9月;10、张书学,“何炳松对西方史学理论的传播与贡献”,载《浙江学刊》,1994年第2期;11、朱发建、张晶萍,“论何炳松在通史理论上的创新”,载《武陵学刊》,1997年第2期;12、刘馨,“何炳松史学思想析论”,载《南开学报》,2001年第2期;13、洪认清,“何炳松史学思想的特色”,载《学术月刊》,2002年第3期;14、周文玖,“两种新史学:梁启超与何炳松”,载《历史学》,2002年第12期;15、洪认清,“评何炳松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译介”,载《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6、周文玖,“何炳松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载《求是学刊》,2000年7月等。

精彩短评 (总计2条)

  •     有鉴于中国传统史学之弊,为使史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何炳松极力倡导通史研究与著述。在《通史新义》中,作者借鉴西方史学的思想方法,总结并发挥了司马迁、刘知几、章学诚等古代史家的传统史学理论,对史料研究的方法以及通史编纂的原则重斩进行思考,建立其新通史理论体系,对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建设有着重大贡献。作者分析了历史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之异同,提出了史学研究者应报有之态度和作学之方法,并通过西洋史学原理与中国传统史学之对比,阐明了通史与其他史学之关系,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史学理论认识。
  •     何炳松翻译,较同时代生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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