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宝评传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12
ISBN:9787305109591
作者:赵林凤
页数:473页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今日危急存亡之际,朝廷政策以鼓舞人心为第一要义。多一日预备不过多一日敷衍,又言安危之机在此一举,若发表之后再有更动,则朝廷之威信尽失,即大权之根本不坚,与其后悔于将来,何如审机于此日。又言若坚持五年。必令花团锦簇之举谓消归乌有,决非得策。 书中反复陈说利弊,陈词恳切,其焦灼之情溢于言表。溥伦接信后第二天面奏摄政王载沣,“竭力敷陈”,而载沣推脱为群臣的决定,溥伦又向各军机大臣力争,“应者寥寥”。11月4日清廷正式发布上谕仍定五年设国会,只把“召集议院”改为“开设议院”,并下令解散请愿同志会,令各省代表迅速返乡,不得滞留京城。 五年说发表之后,社会各界有不同的反映。有些省份的代表对清廷提前开设国会深感欣慰,江苏谘议局和一些商学团体致电资政院,表示对提前开设国会“天恩高厚,感激涕零”。大多数议员对宣统五年召开国会的决定十分不满。11月7日资政院开议,场内气氛沉闷,秘书刚读完江苏、浙江的叩谢电报,“忽闻议场南面发一种悲凉之声,谓国会开设年限乃可吊之事,非可贺之事,众愕然”。易宗夔、于邦华、李素等相继发言表达反对意见,李素表示“速开国会之目的不能达,人民失望,而江浙独争先电贺,以懈民气,本员甚觉痛心”。易宗夔提出质问会议政务处说帖,罗杰提出应再议具奏,吴赐龄指责清廷不尊重立法机构之法律效力,质问政府“所谓资政院‘立议院基础’、‘养议院精神’者何在?”议长溥伦提议先上奏易宗夔质问说帖,等答复之后再作举动,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就此不了了之。 汪荣宝对五年说深感失望和气愤。在他看来请愿运动连续高涨表明立宪派的主张在社会中已产生重大影响,清廷若能把握时机赞同速开国会,就能赢得立宪派的信任,此是振奋人心、挽救危局的良策,而政府最终宣布五年说,简直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国家前途何在?汪荣宝满怀惆怅惟有作诗解怀:“风雨萧萧满八荒,秋风漠漠恻肝肠。已看金虎成终始,空向耆龟校短长。一往深情馀逐日,百年至计只扬汤。杜陵枉解吟梁甫,岁晚登楼也自伤。”形势危急,国事日艰,统治者却毫无进取之意,坐失时机,枢府大臣懵懂无知,对国家不负责任,摄政王载沣更是庸碌之辈,毫无眼光和魄力,全诗弥漫着伤感和失望情绪。

前言

序    张海林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上活跃着一群海归改革派新秀,他们以其丰富的现代知识参与了清末民初一系列的政治革新和制度设计,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走向。汪荣宝是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人物。    汪荣宝出身苏州官宦世家,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有相当深厚的旧学功底;而深重的民族灾难和严峻的社会现实又迫使他突破旧学藩篱,出国探寻救治中国的新途径。青年时期的他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和庆应义塾,归国后参与推行多项新政,可谓清末改革中的实干兼智囊人物,他与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被时人合称清末政坛“四大金刚”。他参与了中央和地方官制方案的草拟,坚持按照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立宪政体的行政特征设置各级政府机构,力主设立责任内阁,以期通过改革实现清廷行政体制的“质变”。他是中国近代第一批宪法和法律文书的始作俑者,参与编纂和修订《民律》、《民事诉讼律法》、《大清新刑律》等多种律例。在清末宪法编订中其贡献尤为突出,1908年参与拟定《钦定宪法大纲》,1911年与李家驹同被任为协纂宪法大臣,纂拟了可称为中国近代第一部完整的成文宪法——《大清宪法草案》。汪氏可谓近代宪法实践中的最早开创者,其筚路蓝缕之功应被后人铭记。    民国成立后,汪荣宝作为体制内的公务人员,在修订国会法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反对袁世凯称帝等政治活动中奔走呐喊,抗辩议坛。汪氏自1914年任驻比利时公使起,到1919年担任中国首任驻瑞士公使,1922年正式担任驻日全权公使,至1931年因万宝山事件辞职,在民国的外交舞台上驰骋达十七年之久。担任驻外公使期间,他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外交目标,面对军阀混战的内外交困局面,敢于明确表达自己的政见,为改变“弱国无外交”的旧规,提出不少富于创见又适合中国国情的外交思想、战略和主张,尤其在处理中日关系上折冲樽俎,为提升中国地位和收回国家权力作了诸多努力。    显然,汪荣宝一生未做过中央大吏,也未在地方独当一面,只是一名处在二三线的技术派官僚,史学家因而多年来忽视了他的存在,使他成了一个历史的“灰色人物”。但正是他,以其实实在在的“细节操作”左右了清末民初国家政治的发展路径和速率,可以说他是一个务实的实干家,是一个身体力行的践行者。    书中提出了体制内海归改革派概念,我个人认为颇有新意。诚如作者所说,体制内海归改革派是指留学生归国后被政府所吸纳,最终进入执政系统,成为体制内成员的那部分,包括汪荣宝及曹汝霖、杨度、章宗祥、陆宗舆,等等。揆诸史料,可见该群体具有共同的特征,主要包括:具有留学经历,具备改革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又在政府中担任一定的职务,尊重和维护政府的权威;思想以进化论为指导,因时而化,适时革新,总体较为激进;改革实践中却相对稳健,更加务实肯干,注重变革的步骤和程序。考察该群体的实践活动和思想历程,可以看到他们热衷于制度架构,也就是非常关注具体制度的修改和制定,力图通过制度文明来规范政府政治权力,构建近代新式社会。换句话说,他们是在体制内从事制度编订和操作层面的“一线人物”,也可以称之为近代技术官僚。该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左右政府决策的影响力,遇到重大问题彼此联手、相互声援,不仅在晚清而且在民国均属于体制内重要力量。    赵林凤女士在南京大学读博时期,选择汪荣宝这个在历史上既重要又被人遗忘的人物作为研究对象是很有慧眼的。现在,她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广搜资料,充实理论,调整框架,增加分量,把原来较为单薄的论文扩充成一部厚实凝重的专著,更全面、更详实地叙述了汪荣宝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政治、法律、外交等方面的活动,更细致、更辩证地剖析了汪荣宝这个人物及其所属群体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角色作用。她在这本著作中提出的许多富有新意的解释方法与分析视角对我们准确评价历史人物和把握历史脉络助益良多。    作为她过去的指导老师,我为她的进步甚感高兴。既见其书,乐以为序。

作者简介

《汪荣宝评传》讲述了民国年间,他作为体制内的公务人员,在修订国会法律、制定天坛宪法、反对袁世凯称帝、外交谈判等活动中奔走呐喊,抗辩议坛,其稳健的改革主张和务实的革新行动影响着政坛。汪荣宝的改革实践深深呼应了清末民初中国政治、法律、外交的转型历史轨迹。显然,他属于体制内从事制度编订和操作层面的“二线人物”,留下的改革言论虽然不多,但敢于实践、勇于创新,以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倡导和参与了清末民国多项社会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书籍目录

序 绪论 第一章从科举走向维新 第一节出身于江南望族 一、汪氏家族沿革 二、“一家四知府”之父辈 三、才学横溢之兄弟 第二节科举仕途的宠儿 一、天资颖异之少年 二、以拔贡入仕途 第三节初涉维新改良 一、参与创办苏学会 二、痛惜戊戌政变 第四节南洋公学的特班生 第二章留学探索之路 第一节活跃的留学生领袖 一、学习及生活状况 二、参与政治团体 第二节致力宣传西学 一、参与创办期刊 二、发起成立国学社 三、发表西学著述 第三节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徘徊 一、留学早期趋于激进 二、留学后期渐归稳健 第四节渐进改革思想的内容 一、以进化论为思想指导 二、重视政治法律改革 三、重视教育改革 第三章参与清末官制改革 第一节参加中央官制改革 一、预备立宪从官制入手 二、草拟丙午中央官制 三、官制改革的挫折及其意义 第二节参拟地方官制 一、起草和修订地方官制 二、拟定地方自治章程 第三节纂拟内阁官制 一、拟订内阁官制 二、与狐谋皮之叹 第四节官制改革的特征 一、加强中央集权 二、提高行政效率 三、坚持稳健渐进的改革模式 第四章推行清末宪政改革 第一节推行宪政的要角 一、宪政编查馆中的要员 二、拟定宪政法规性文件 第二节筹设谘议局 一、拟定谘议局相关章程 二、考察湖南省谘议局 第三节筹办资政院 一、议院组建方式之争 二、起草资政院制度文书 三、筹办资政院实际工作 四、主持资政院准备会和召集会 第四节参与国会请愿运动 一、关注前两次请愿运动 二、第三次请愿中的举动 第五节活跃于资政院议坛 一、活跃的钦选议员 二、主持重要议案 三、负责筹组政党 四、调和政府与议员关系 第五章参与清末法制体系构建 第一节法律修订馆要员 第二节修订和支持新刑律 一、参修新律和修订旧律 二、宪政编查馆中审核和修订《修正刑律草案》 三、资政院中主持审查新刑律议案 四、对新刑律两个核心问题的看法 五、协调新刑律颁布办法 第三节司法制度的改革者 一、力辩司法独立 二、修订《法院编制法》 第四节参与编纂其他法律法规 一、修订《大清民事诉讼律》 二、参编其他法律法规 第六章主持编纂清末宪法 第一节首次参与宪法编纂 一、参编《钦定宪法大纲》 二、宪法大纲之意义 第二节筹备编纂正式宪法 一、提出宪法编拟方案 二、准备宪法有关资料 第三节主纂《大清宪法草案》 一、纂拟人员的甄择 二、宪法纂拟之过程 三、纂拟宪法程序及奏呈情形 四、宪法草案的初步评价 …… 第七章鼎革之际的政治应变 第八章民国初年的政治实践 第九章折冲樽俎——驻外公使生涯 第十章博学淹雅之近代学者 余论 参考文献 附录一汪荣宝年谱 附录二有关汪荣宝资料 后记

后记

当校对完本书最后一个字时,我的心中有种如释重负之感,尽管我不觉得它是完美和圆满的,但暂且享受这份喜悦之情吧。    本书是在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汪荣宝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的基础上修改和充实而成的,从2004年确定博士论文选题到至今出版书籍,光阴荏苒,算起来已有八年之久。回想几年前,我报考了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博士,承蒙张海林教授录入门下,并对我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和悉心培养。张老师思想敏锐、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对学生认真负责,对学问更是一丝不苟。就拿论文来说,自选题、资料收集、确立主题到论文写作、修改,老师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在写作中长时间困惑于某难题而不得解,多亏老师的点拨和启迪,才令我茅塞顿开,柳暗花明。张老师也为此花费了更多的时间,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在本书出版之际,张老师又欣然执笔作序,这让我心怀感动的同时,唯恐辜负恩师的栽培而惴惴不安,但这也是鞭策和激励我不断努力的动力。    有关汪荣宝的资料零星且分散,因此查阅资料的过程较为缓慢和困难。两年中,我在南京大学港台阅览室复印、抄录《汪荣宝日记》、《金薤琳琅斋文存》、《思玄堂诗》等原始史料,又购买《法言义疏》专著,这些资料多是佶屈聱牙的古文,且是较难辨认的繁体字。我到汪荣宝的故乡苏州档案馆查阅史料,找到汪氏家族和地方志有关资料。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抄录史料,查阅了资政院、民政部、宪政编查馆、法律修订馆等档案资料。后又到上海图书馆和档案馆查找有关汪氏家谱的史料。    在此我要感谢汪荣宝的后代对本书的关注和支持。2005年夏天,我拜访了汪荣宝的孙子即上海的汪尧昌先生,初次见面,汪先生就详细地向我讲述家族的历史,且慷慨赠送书籍和相关史料。2006年年底,我在南京见到汪氏家族的后人汪晨熙与汪明熙两位女士,她们是汪荣宝昆仲汪季琦的后代,其中汪晨熙任教于广州暨南大学,她很热心地提供了现居台湾的汪荣宝孙女汪莹的联系方式,此后一直关注我的研究,并给予诸多鼓励和资料上的帮助。2007年春,我到苏州与汪莹女士及其爱人张伟仁先生见面。汪莹是汪荣宝四子汪公纪的长女,亦是台湾著名的摄影师和电影导演。张伟仁先生是法制史研究专家,儒雅淡定,博学多闻,深有大师风范。汪莹女士还赠送了其祖父汪荣宝所撰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新尔雅》、《思玄堂诗》等书籍,并且自始至终关注我的书稿进程和出版情形,令人感激之至。同时还要感谢汪琪女士对我书稿的支持。    从撰写博士论文到本书成稿,有多位良师益友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感谢南京大学的李良玉教授,他曾经为论文框架提出极有见地的修改建议。感谢南京理工大学李俊奎教授、陈钊老师对书稿内容和结构提出的修改思路,感谢所有关注本书写作和出版的同事、朋友。还要感谢家人对我写作的支持和鼓励!    工作之后,人事沉浮,岁月蹉跎,每日忙于教学,加之家务孩子的缠绕,书稿曾被我束之高阁,耽误不少时日,每每想来,感到羞赧不已。人难免会有惰性和拖延心理,也许外力的推动至关重要。如今重拾旧作,已觉时日紧迫,催人前行,再也不能松懈与懒惰了。执笔撰文方知做学问的辛苦,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有着欢喜,有着忧愁,有时思路顺畅,写作流利,不禁心潮澎湃,惊喜书稿快要完成;有时遇到难点而辗转难眠,以至脑海中萦绕着文字,带进梦中。人生若要做成一件事情,必定要进行周密的规划以及付出相当艰苦的劳动,这是我在撰文写作中的体会和心得。    2012年12月

内容概要

赵林凤,1977年7月生,河南省南阳市人。200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部,主要致力于晚清民国人物、近代留学生史研究。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及南京理工大学自主科研项目各一项,近年来在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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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宝评传》介绍了汪荣宝(1878—1933),活跃在清末民国的政坛新秀和法律精英。1901—1904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参与推行多项新政,是中国近代第一批宪法和法律文书的始作俑者,改革中的实干兼智囊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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